根据证监会发布的2020年第一号公告，2015年，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管理公司、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五家机构，因涉嫌违反账户管理有关规定，以及违反资产管理业务有关规定，被中国证监会进行监管调查。

[87]参见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78]宋华琳《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及其改革》，《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31] 3.经济行政的行为形式 经济行政可以是对经济活动的监督与规制，为了公共安全与秩序，防止出现损害公共利益或整体经济利益的行为，而限制经济活动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以具体行政领域或具体行政职能为导向的领域分类法并不存在严密的逻辑体系。[52]胡敏洁、郑艳丽《公共服务券的提供及其规制——以医疗券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四、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研究的学术立场 通过以上梳理，或许可管窥我国行政法学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相对于侵益行为而言，给付行政措施受法律规范密度相对较低，但当给付行政涉及公共利益和重要资源分配时，还需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依据。

[79]所以不应把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视为不变的常量，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优化和修正的变量。但其局限性在于，在研究更为具体领域时，还需将分论原理和具体行政领域的制度史、管理体制、利益分布、法律关系、法律程序相结合，方能得出更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结论。可见，在党内法规层面，中共中央的内涵是相对明确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共中央作为国家央地关系中的中央，在宪法文本中有依据吗？ 首先，1982年《宪法》序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分成三个阶段表述：一是第五段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第六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三是第七段关于未来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

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的规定，也可视为补充性的法律依据。首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究竟是一个中央机关还是两个中央机关？一方面，在文本结构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享1982年《宪法》第三章第一节，该节标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契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构非独立性的一般认知。倘若兼有央地属性，则须进一步讨论在央地间是否具备职权划分的制度诉求。[l]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其一，就地方建置本身而言，其存在即是中央批准的结果。因此，税收征管机构的整合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分税制所确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核心特征，在改革后的税收征管实践中，形式上想当然的所谓整合效应亦未出现。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广义的央地关系属性毋庸置疑。此外，中央统战部还在国家民委保留国务院组成部门身份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归口统一领导。以上均为台湾地区作为地方的基本属性依据。三是基于一国两制的实行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因此，能够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提供法律基础的，实际上是1992年元旦起实施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其第19条规定：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收入和支出项目的具体划分、地方上解中央或者中央对地方补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确定。[xxii]有学者提出了判断最高的二元标准，即宪法的明确规定和不受其他机关的业务领导或专业监督。[xxv]有学者以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权之主动性、服从性和国家性为由，认定检察权仅为准司法权。另一方面，狭义的地方特指省级地方，这既是由于省级地方作为级别最高的地方层级，[lxxi]其与中央关系的处理往往是整个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逻辑前提，也是由于我国《宪法》文本本身提供的间接支持——在我国《宪法》中，只有两处涉及职权划分，除了第3条第4款外，就是第89条第4项国务院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显然成为了面向作为中央的国务院的地方主体的代名词。

第三，兼有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综合规定，这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是对两者的并列规定，其特征是无论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其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包括第58条、第71条以及第72条至第74条。一方面，广义的地方涵括我国《宪法》第30条的全部内涵，前述一系列试点实例就是中央与不同级别的地方发生互动关系的典型。

另一方面，军事法院基于某种特别权力关系在军事法律规范的适用方面同样有别于一般的专门法院。[xxix]参见2015年2月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法发[2015]3号）。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根据双领导机关制，则包括全国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应注意，这与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悖论存在本质区别：一方面，由中央主导央地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是中央集权制度框架的基本要求和直接体现。当时已明确：国务院仍设国防部，而国防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将在党的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遵循前文逻辑，关于中央层级监察委员会，我国《宪法》第三章第七节同样通过最高-地方各级的对应式表述呈现（共出现1个最高和3个地方各级），我国《宪法》第125条第2款对上下级监察委员会之间的领导关系的界定又同第137条第2款条关于上下级人民检察院关系的规定异曲同工，而监察委员会又不存在地方专门监察委员会的复杂情形。其一，专属于全国人大的规定，包括第59条、第60条、第62条、第63条、第75条、第76条、第77条和第64条之一部分（即全国人大对于宪法修改、法律和其他议案的职权和程序之规定），以及第70条之一部分（即全国人大下设专门委员会之规定）。其一，1982年《宪法》第3条和第89条的中央虽然在表述上一致，内涵却有差别。

[xix]无独有偶，中央层面另一个与中央军委密切关联的部门就是国防部，[xx]它同样在地方没有对应的机构设置，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央地关系中出现。[xlvi]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总之，所谓中央人民政府，就是上述这些机关的总和。然而，从纯粹的文义解释来看，该款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并列式表述却似乎又说明专门法院不属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情况与此一致），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和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2条对此又进一步分别确认。

摘要:  明确中央与地方在宪法文本中的规范内涵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意义重大。[lviii]参见前注（7），许崇德书，第37页。

不过，我国《宪法》第30条显然尚未穷尽所有的地方建置类型，其必要的补充有两点。[xxvii]参见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三，中央存在的场域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立法（权力）、行政和司法三个基础权力类型面向。……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的重大方针，党中央都及时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按照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写入宪法序言，具体内容写入宪法条文。

其一，地方各级人大产生的基础乃是各地行政区域内的选民，而不同地方选民群体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和地方各层级中，党委均处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党内组织体制由此得以外化于央地关系。

[xvi]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典（注释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例如2017年5月《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体群字[2017]73号）就直接将对接的地方设定于镇。

在目前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七名常委的任职格局中，除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外，基本分属四大系统，即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惯例制度的支撑使得全国政协在我国《宪法》文本之外再次被印证为政治事实意义上的中央。[xl]有学者甚至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宪法的根本特征。

一方面，《章程》第19条第2款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因此在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的二元维度中，本身即存在具有内部性的央地关系。从宪法文本考察，1982年《宪法》序言第七段和第九段分别就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政协的功能、地位、价值进行了全面阐述，2018年修宪甚至在我国《宪法》总纲第1条第2款中恢复了对于党的领导的规定。[xlvii]从命名规则上看，中央某某领导小组（委员会）的表述显然蕴含了中央的属性判断。参见王建学：《中央的统一领导：现状与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xl] 何谓中共中央？就理论而言，其一般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均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此为在宽泛意义上的根本法层面首次涉及央地关系动态调整原则，[xii]虽然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取消了相关表述，但1978年《宪法》第11条第2款却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恢复：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

此后的197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75年《宪法》）第19条、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78年《宪法》）第30条以及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第85条均延续了这一狭义立场。具体到本文论域，我国《宪法》第85条显然为国务院的最高性提供了宪法基础，虽然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似乎不满足第二项标准，但由于冠以最高行政的限定，国务院的最高地位当无疑义。

[xlv]艾晓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虽然在理论上，地方利益乃是地方全体人民的利益，中央利益乃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基于人民利益的内在一致性得以在本质上实现契合，但实践中却往往由于特定地方的民主基础、资源禀赋等各方面客观因素的特殊性而出现偏差，地方保护即为地方利益相对独立性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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